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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耳听八方] 古代监督系统:言官专职弹劾百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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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4 14:04:25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摘要]传统中国的官员具有“道德—政治”两重功能,那么对官员的监督也就有两个维度。除外在的法律监督外,还从道德角度进行监督,即对官员进行风宪纠弹的言官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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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Z0 S% g9 N5 Y! |0 R1 j传统中国是道德与政治合一的,这是理解传统中国官员的基本出发点。传统中国重视对官员的监督,建立起了独立的言官系统,对朝政和吏治起到了较好的监督作用。9 `% W* E, B% {0 v. T9 B  i! 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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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有一套发达的监督系统+ @* x- Q2 l- b. C# t2 T+ e#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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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中国为帝制,皇帝具有无上的权威,但要实现王朝的长治久安,并不像孟德斯鸠所认为的“一个单独的个人根据他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爱好在那里治国”(《论法的精神》),即便被公认是专制皇帝典型的朱元璋,也深切认识到“纲纪法度,为治之本”。然而,传统中国并不是马克斯·韦伯所总结的“法理型”国家,学界也通常不把传统中国作为法治国家来对待。传统中国更为重视人的主观能动因素,强调官员对民众的约束与塑造作用,因此,整顿政治的着眼点在“治吏”上,要求官员清正廉明就成了传统政治的核心诉求之一。, ~' Y( F2 R+ r/ o& n5 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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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的官吏是技术型官僚,以对法制的熟稔和贯彻为考核依据,局限在公权力领域,官员的私人领域并不影响其公权力领域的职位与权威。而传统中国既要求官员具备技术型官僚的职能(所谓“钱粮刑名”),又要求官员充当万民的表率,具有公私领域杂糅的特点。被现代西方放置在个人层面的“道德”在传统中国却恰恰是约束的重点,传统中国的政治理念是“政者,正也”,只有人“正”才能产生清明的政治,所以重视德性培养,重视德行考察。因此,传统中国的律法是从道德规范引申而来。/ Z% }* t. T; Y8 f$ O! O

# g. N$ V% G8 _% M" d如上所述,传统中国的官员具有“道德—政治”两重功能,那么对官员的监督也就有了两个维度。除外在的法律监督外,还从道德角度进行监督,即对官员进行风宪纠弹的言官系统。言官系统的制度化及其效用的发挥,以明代最为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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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0 q& `2 W. z' [: u2 Y言官选任尤为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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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f/ F, l% b8 _2 G4 X* w* o3 N明太祖朱元璋. A7 ]0 D3 w. W8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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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太祖朱元璋痛恨官吏的贪污腐败,建立了对官员进行监督的常制。洪武十五年(1385),置都察院。长官是左右都御史。都御史与六部长官均为正二品,明人称为“七卿”,都御史下分十三道设道监察御史。监察御史和六科给事中合称“科道官”,共一百六七十人,这些人通常被称为“言官”,专职弹劾百司。监察御史品秩不高,但代表皇帝,可以小制大,以内制外,尤其巡按御史,小事立断,大事奏裁,很有权威,成为肃清吏治的重要依凭。尤其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明朝没有宰相之制,都御史直接向皇帝负责,六部、地方政府和监察御史、给事中不相统属,从而避免了由于隶属关系而对言官产生行政干涉,保障了言官职能的有效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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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 }, D, f: n8 x言官的职能主要是进行谏诤和封驳,纠举百官,肃清吏治。俗话说:“打铁还需自身硬”,言官要起到肃清吏治的作用,由谁来担任言官就是非常慎重的事情了。朱元璋要求由“贤良方正”之人来充任言官,内存忠厚之心,外振正直之气,政治上一定要忠君爱国。明成祖朱棣则进一步强调言官要“有学识、通达治”,器识远大,学问渊博,不仅如此,明代还要求言官有实际的仕途经历,不是仅凭借书本上的抽象理念来行事,而是能真正切入实务,不务空言。由于言官的道德劝谏职能,就必然对言官任职资格提出了专业技能之外的更多要求,首先是任职回避。沈德符《万历野获编》记载:“父兄现任在京三品大臣,其子弟为科道言事官者,俱改任别衙门,照例循资外补。”其次对言官出身有资格限制。明代规定,不能选用胥吏出身者为言官,如果曾犯“奸贪罪名”,也失去获选资格。总之,言官的选任在官员选任体系中属于最为严格的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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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P& U3 e+ L在选任程序上,一般有荐举和考选两种途径,在洪武之后,科举渐成定式,通过科举的考选成为主流,但是,通过科举之后的任命程序,言官比起其他普通官员要严格复杂很多,先要进行察访,调查舆论民情,然后,“或策以时务,或试以章疏,议论正人”,最后拟出名单,供皇帝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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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8 q# J5 u言官对皇帝也不放过3 b- W! O, ~0 _4 u* ]; j/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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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言官体系的任职资格、选任均如此严格,使得明代的吏治在经历了洪武的严刑峻法之后走向常规,并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总体而言,因为能出现像海瑞这样抬棺死谏的言官,有这样一个群体的存在,使得明代吏治的清明程度比其他王朝要好。要做到这一点,除了对言官自身要求严格之外,对言官也要进行有效保护,不因言获罪是重要的原则。明代在制度上继承了宋代不杀读书人的传统,言官在社会上有很高声誉和公信力,尽管明代有言官因言得祸的时候,比如王阳明就是因为上疏申救言官而遭贬谪,但总体上,言官能够有人身安全的保障。由于明王朝非常强调从道德情操角度来培养士风,士气高扬,言官尽职尽责,哪怕是对皇帝也不放过。万历时期言官雒于仁批评万历皇帝“皇上之恙,病在酒色财气也”。言官群体对皇帝不当行为的劝谏成为明王朝一道有趣的风景线,比如荒嬉无道的明武宗总是想着出巡,言官们堵住宫门,哪怕挨板子也在所不惜。更有甚者,言官以挨板子为尽职尽责、替天行道的标志,并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以至于万历头疼不已,说这些言官是以“卖直”求荣,下令裁抑言官,使得很多岗位出现空缺,同时万历的朝政也就更加腐败,终于导致明王朝亡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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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官对阁臣的监督也非常有效,比如严嵩当政时期,有十余位言官前赴后继地弹劾严嵩,即便遭到严嵩假借皇权对言官进行廷杖、除名、贬谪、下诏狱等打击报复也在所不辞,终于使严嵩、严世藩父子伏法。言官对地方政治的监督也颇为有效,当明王朝的朝政荒怠的时候,地方运转基本正常,言官可谓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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