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崔灿灿:作为公共话题的中国当代艺术

已有 595 次阅读 2012-3-27 15:47 |!keywords!:Array

  在自己的土地逃亡——作为公共话题的中国当代艺术

  崔灿灿


  引言: 在今天谈论艺术本体或是视觉语言问题甚为流行,它的背后隐喻着对当代艺术转向庸俗现实主义的不满与批判。在这个上下文关系之中,对语言或本体的强调仅仅是一种临时性的解决方案。艺术不可能无视现实,它本身即作为现实的一部分,无论是对语言还是本体的强调都包含明显的政治功利色彩和强大的心理投资。所以,强调语言和本体不应是仅仅回到自身,而是找到更好的方法,投入到更具有前卫性的公共话题和社会论战领域之中去。

  马丁路德的那句名言“我有一个梦想”在今天仍旧鼓舞人心,当代艺术对现实社会的关注也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社会论战领域,现实社会对于当下的艺术而言依然具有坐标性的决定作用和参照意义,或者说现实社会所涵盖的梦想与问题永远是艺术对于世界想象的一面镜子。

  至少,在今天看来,讨论当代艺术与现实社会的关系具有强烈的艺术社会学色彩,它注定了不可能像在今天讨论“印象派”所引领的社会革命那样,仅仅限定于学者讨论的领域。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印象派所倡导的对自然生命的感受,如何科学的使用光和色已成为中国学院教育的基础部分,当它成为技法讨论的时候,就注定了其在中国公共话题领域中的消失。因为,无论是传统还是当代艺术家,都面临着更为复杂的思想选择:一、现实社会带来的具体感受,使得个体不得不思考艺术创作背后所指向的政治利害关系;二、对于现实社会的关注与介入,包含了个体或群体对于世界想象的强大心理投资行为。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艺术与主流权力之间在博弈中试图争夺其解释社会的话语权,以证明其具备先进身份(前卫身份)的正当性。当代艺术以客观反映或启示现实社会者自居,试图刺破主流话语者的蒙蔽面纱;主流话语则通过行政干涉、舆论主导等方法证明当代艺术的谎言,以确保自身的历史合法性。这样的博弈在近30年的发展中不断出现,即便其所指并非艺术事件,但不断出现的社会现象,加剧了社会由二元对立空间演变为复杂性公共空间。在社会问题上:保守与激进虽然分道扬镳,但因历史和社会的脉络相对复杂,使得两者关系出现了暧昧不清的多种可能,例如我们既慷慨激昂的要求对药家鑫处以极刑,又在为极刑之后的法律和人道主义的缺失而反思;在艺术问题上:关注激烈现实与重返艺术本体的潮流不断轮回,相互铺垫,即互为依赖,而又相生相克,例如艺术工作者们即认同艾未未的《葵花籽》对于中国现实政治问题的反思,又不断以艺术的视角,去质疑这件作品的政治投机行为导致艺术语言的缺失。在这种语境下,明晰的上下文关系早已被不确定性打破,各种立场、需求产生了不同的政治利益,不同的意识形态主导了相异的心理投资行为,往往是各有各的道理,各出各的破绽,使得讨论趋于焦灼,更难分是非。

  在对现实的“道路、起点、条件”这一实证性争论仍未结束的时候,当代艺术特有的想象力和非实证性又加剧了这一问题的模糊化,并提出艺术如何关注现实并转化现实的艺术方法问题。这就使得艺术与现实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从属关系和奴隶关系,而是更为抽象的超越关系。正如,常说到的“艺术来源于社会”之后又附加了“艺术超越于社会”,于是,艺术即需要面对公共领域的社会话题,同时又需要从公共领域中抽身而出,从而建构更具有想象性的世界结构。也就说,艺术绝不是简单的社会反映、社会工具,而是另一双种观看现实的眼睛,它是现实社会中的一种具有超越性的存在方法和思考途径。

  更广义的来看,作为现实一部分的艺术从未真正远离过现实,艺术家不可能远离自己和社会,所谓的“超越和远离现实”不过是一种艺术家试图追求的目的,它对应的是狭义的、被固定规则建构或束缚的自我;而远离社会,则是试图与现实中的一种社会思想或形式保持距离,同样,它所得到的无非是另一现实。所以,由此来看,本文中所提及的艺术对现实的超越,更侧重于对某一公共话语建构的超越,而非广义上对现实的超越,它所提倡的是一种对任何固定的话语建构或庸俗社会潮流的警惕与理性质疑,它是艺术的否定之否定。

  在这个国度之中,谁都无法逃避现实的窘境,或者说生存的环境使得每个人的内心都充满动荡与不安。人们时常会悲愤于各种社会新闻和政治事件,例如微博的转贴、各种媒体所报道的信息,它至少左右着我们每天对现实的认识,也正是这种认识之后的参与,使得孤立事件成为与每个公民(个体)相关的公共话题。同样,面对历史,无论是辛亥革命、民国史、新中国史、国际共运史,它们不断被重新认定,不断和现实发生关系。这种带有起源追述性质的解释,虽然依赖于理性的实证分析手法,但最终却在讨论中走向阐释意义的道路,它实际上是通过对现实或历史事件中所谓“客观真相”的揭示,来展开对这一问题的意义讨论。对意义的阐述没有边界,也不会有全部认同的结果。

  这种带有浓郁社会色彩的意识形态想象,主导了近30年中国当代艺术逐渐引向社会关注的公共话题。虽然,当代艺术对社会政治现实的批判,看似激情四溢,广场式的煽动确实具有其偏执性。例如,在艺术作品中将简单的政治标语的视觉化,将社会政治问题缺乏自省意识的绝对真理化,明确固定意义的价值灌输和教导,常常导致个体极端的自我悲剧意识,走向感性煽情的地带,从而间接的建构了公众的缺乏理性认知的主体意识。但这种以态度、立场至上的社会批判,对社会问题的理性质疑精神的缺失,却来自于最为鲜活的、可触的现实土壤,而非是几件艺术作品可以起到的煽动性作用。也就说:艺术作品虽然在参与社会批判的时候容易出现其局限性的弊病,这并不意味着艺术作品不可以尝试这样去做。至少,从未有过完全成熟和健全的艺术方法等待着被现成的挪用,艺术史中也从未有过这样完美无暇的特例。

  社会的论战促使当代艺术不得不思考自身的语言转化问题,这就使得当代艺术获得了一种两面作战的紧张性的张力:既要面对并思考不断变化的现实,朝向更为开放的社会景观;又要思考如何将这些由现实问题所引发出的观念进行视觉转化,从而超越现实具体问题的纠葛,独辟艺术视角中的现实。反过来说,正是因为艺术深入到开放的社会景观之中,才促使其不至于成为现代主义的精英意淫,从而跨向社会。当代艺术才不是样板戏,也才会告别艺术形式的“躯壳”和社会意义的“傀儡”。现实必是当代艺术活力的兴奋剂。

  就像,作为公民的艺术家们仍相信,艺术对社会的参与和介入或许可以改变些什么。虽然它也许仅仅是通过艺术来表达,对现实所谓“真相”的判断,得出注定难以一致认同的意义。但,反思的结果或许永远只是下一个等待被解构的话语,例如现代主义的在后现代社会背景下的命运,但理性质疑的过程,却是艺术在朝向社会现实景观时,不会固步自封的有效方法,艺术也不会迷失在本体的陷阱之中。我相信,正是这些尝试性的努力,才使得艺术作品对社会的批判比回归艺术本体更为有力,它的开放性和可能性,才会和社会现实的变化一样持久。

  在这种语境下,当代艺术注定了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学者的理论探讨和书本之中,它具有强烈的现场意味,同样肩负着公共责任,注定了其不得不在更为庞杂的社会公共领域中游走,在自己的土地上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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